红船专访丨彭德怀元帅侄外孙张峰：外公并不是张飞、李逵式的人物

这些年，不乏有人对开国元勋后代提出质疑。“权贵”一词，往往与“红后代”联系在一起。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纷争。”面对这些质疑，张峰显得很坦然。出生于1961年的张峰，外公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他说，“网上的不能说不对，但也不能说全对。凡事不能以偏概全。我做好自己，默默地继承发扬先辈的遗志就行了。”

严格来说，彭德怀并不算张峰的“亲外公”。张峰的外公彭金华，是彭德怀的二弟，早年为了革命，彭德怀的弟弟彭金华、彭荣华均壮烈牺牲。新中国成立后，彭德怀把两个弟弟的孩子一共7人接到北京，供养他们上学读书。张峰的母亲彭梅魁，便是在1949年作为烈士子女被接到了北京上学。张峰一出生，便跟着母亲住在这位外公家。

“我心中一直把彭德怀当做我的亲外公。”

张峰接受红船编辑部采访

“这一特点，是外公成为志愿军总司令关键所在”

在张峰看来，外公彭德怀身上的一个特点，是他会成为志愿军总司令的关键所在：善打硬仗、恶仗，战略思想与中央高度统一。

1950年10月4日，彭德怀从西安来到北京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厅参加会议。这时，他才知道开会是要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

“这次会上，外公没有发言。晚上，他回到住处，辗转难眠，耳边老是回响着毛泽东说的那几句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张峰介绍，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约请彭德怀到中南海。毛泽东是想听听彭德怀的意见。彭德怀表示赞成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又问：“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合适？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彭德怀沉默片刻，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讲：“这我就放心了。”

在当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时，彭德怀说了自己的看法：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会议最后取得一致意见：“中国人民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同时决定参战部队由彭德怀挂帅。

张峰专访视频

“外公并不是张飞、李逵式的人物”

彭德怀是一位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其中，尤以脾气大闻名军内。这一鲜明的性格特点，也成了他日后遭批判时的一大“罪因”。

张峰记得，母亲曾和他说，庐山会议批判外公时，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将领没有一个愿意批判。

“他们说以前都不熟，只有抗美援朝跟彭德怀在一起，没发现什么问题。实在不行了，就说彭德怀脾气不好，爱骂人。或许现在对他评价为性格火爆、爱骂人就是那时候流传出来的。”

“外公不是粗人，他不是随便发脾气的。”张峰认为，外公发脾气向来对事不对人，并且善于因人制宜。他的这位外公，并不是张飞、李逵式的人物。

开国元帅彭德怀

“与其说是‘骂’人，用‘严厉的批评’形容更贴切一点。例如梁兴初，抗美援朝时梁兴初带领的38军在四野是虎军，有很高的名声。所谓‘响鼓仍需重锤敲’，彭德怀就是看中了梁兴初这一点，佩服他是一员虎将，才对他发了脾气。实际上，他这次发脾气更多是一种激将之意。后来梁兴初打出了创造陆军史上奇迹的战役。彭德怀马上在嘉奖通报上写上了‘38军万岁’。”

“再比如50军，50军是国民党起义的部队。抗美援朝前几仗打的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彭德怀从来没批评过他们。当50军迫切想要在战场上证明自己的时候，彭德怀果断相信他们，把最艰巨的汉江阻击战重任交给了50军。顺利完成汉江阻击战任务后，彭德怀向50军军长曾泽生又敬礼，又鞠躬。他对人不一样，对梁兴初是响鼓重锤，因为他是虎军虎将，对国民党起义的部队，他又是用另一种激励的方法。”

在张峰印象中，外公只有在执行战斗任务，严肃战场纪律的时候，才会发脾气。对知识分子，对党外人士、民主人士，以及女同志，从来不曾发过脾气。

1952年，以巴金为首的文学工作者亲自带领队伍来到了朝鲜。他们的到来受到了彭德怀的亲自接见。在巴金眼中，彭德怀就是一位战功赫赫的将军。随着与彭德怀的进一步接触，巴金敏锐地发现了彭德怀不为人知的一面。

每次与他交流后，细心的巴金总会进行详细地记录。三次沟通之后，巴金对彭德怀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巴金提议，要求以文章的形式记录与他的会面情况，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同。随后，巴金用自己的笔，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在这篇文章中，巴金向世人真实地展现了彭德怀在战场上爱兵如子，在生活中朴实无华的一面。

关于这篇文章，张峰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巴金在文中写道彭德怀像家长似的坐在一起谈话。外公看了以后跟巴金写了一封信，信中跟他商量说，文中用‘像和睦的家人坐在那儿交谈’，更好一点。”

“因一件事，外公再也不逛公园”

抗美援朝期间，彭德怀被确诊患上肿瘤，不得不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回国治疗。1956年，中央批示给彭德怀找一处既能放松他紧张心情，让他尽快恢复健康，又离中南海近，便于他工作的地方。工作人员思来想去，想着还是北海公园是最符合上述要求，也是最方便的地方。

“地方选好后，彭德怀由参谋、警卫等人陪同去北海公园看看他要住的房子。公安部门为了他的安全，以‘内部修整’为由，事先将公园闭园清空游客。本来他还挺高兴，但到达公园后发现门口挂着‘修整’的牌子，里面却没有一处在施工。”张峰介绍，此时彭德怀明白了，是人家为了照顾他，让他安心在此居住养伤，特意对外闭园。

“外公一生气扭头便走，他说：‘我怕人家骂我彭德怀的娘，我也是老百姓出身，如今老百姓的生活还没有明显的改善，我们应该把精力都用在怎么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上，应该让老百姓享受新中国解放的幸福。这么大一个公园，我们来了别人就不能来。那老百姓上哪儿逛公园去？’也是从这之后，外公再也没有逛过公园。”

彭德怀的严格要求，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家人。

1949年，张峰的母亲彭梅魁作为烈士子女被接到北京上学。当年，烈士子女的上学都是免费的，费用由组织上承担。但彭德怀却对自己侄子和侄女们说：“你们上学的学费应该由我来管。”

彭德怀与侄女侄子们合影，（右二为彭梅魁）

张峰告诉红船编辑部：“对于这个问题，外公是这样看待的：‘现在国家还很困难，需要用钱的地方有很多，尽管你们是烈士子女，但还有我这个伯伯，我负担你们的学费，帮助减轻国家的负担是应该的。’”

当年，张峰母亲彭梅魁准备参加高考时，彭德怀特意找到她，说：“国家现在要医治战争的创伤，要发展经济。但是国家的医务人员又极为稀缺，作为烈士子女是不是应该急国家所急，想国家所想？”

“外公教育家人并不直说你应该干什么，而是以这种引导的方式循循善诱。我母亲也明白外公的意思，最后毅然地选择了从医。”

此外，彭德怀一直将黄公略烈士之女黄岁新当作自己的“半个女儿”看待。1952年夏天，黄岁新高中毕业后考取了平原农学院。她觉得自己离开北京，留下母亲一人在北京没有亲人照顾，便向彭德怀提出不愿意去河南，希望可以留在首都的学校。

“外公也没有多说什么，就留着她吃饭，并且把朱老总请来了。席间，他跟朱老总问黄岁新，你知道父亲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回答是为了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有地种，要让人人平等。两人又问，那如果你父亲还在，是不是希望你去最艰苦，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张峰说，彭德怀与朱老总两人一唱一和，“你父亲能支持你搞特殊吗？他要在的时候，你觉得你父亲会如何选择？”

“外公用这种方式增强黄岁新作为烈士后代的荣誉感和自豪感，鼓励引导她要为父辈增光，要做表率作用。”

“外公逝世后，骨灰化名成王川存放在成都”

彭德怀逝世时，由于专案组当时已经将其定性为“现行反革命”，他的遗体被秘密火化，骨灰如何处理便成了一个问题。当时，周恩来在自身处境十分险恶的情况下，得知彭德怀已经逝世的消息后，用心良苦地对保存彭德怀的骨灰作出明确批示：可以存放成都，但要绝对保密，没有中央军委批准，谁也不准换盒，不能移动位置或转移存放地点。

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彭德怀的骨灰被存放在成都市东郊火葬场，代号273，并化名成王川。但也因此，彭德怀的亲属们一度都不知道他骨灰的下落。到了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彭德怀平反，并为其举行追悼会时，寻找彭德怀的骨灰成了一个难题。

“当时，有人说彭德怀遗体是在北京火化的，骨灰应该是在北京，但那时在北京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也有人提议，应该汲取当年找贺龙元帅的骨灰经验，不应该一直去八宝山，要打听彭德怀的亲人，或者是下属。但我们亲人都受到了牵连，也并不知道骨灰下落。”

“最终还是外婆为寻找骨灰提供了关键线索。”张峰回忆，当时，是外婆浦安修说出了外公的骨灰可能在四川成都的消息。

“外婆是有一次在家中与前来探望她的老战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大章的夫人孙明闲谈中，得到这个消息的。孙明告诉她，李大章曾悄悄对她说，彭德怀遗体被秘密火化，骨灰送到成都寄存，是由他亲自安排处理的。”

1978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派人乘飞机火速赶到成都，查找彭德怀骨灰的下落。在四川省委副秘书长张振亚的帮助下，最终在成都东郊火葬场找回了化名为“王川”的彭德怀骨灰。

12月22日，彭德怀的骨灰被专机接到北京。到首都机场上空时已经是万家灯火，根据中央军委办公厅的指示，载有彭德怀骨灰的专机在北京上空绕飞一周。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为彭德怀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经党中央决定，彭德怀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时间来到1996年，张峰母亲彭梅魁牵头提出希望按照彭德怀生前遗愿，将他的骨灰迁到家乡安葬。经中央批准，1999年12月28日，彭德怀的骨灰正式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

那天，中央派出专机将其送回湖南老家，和两个弟弟安葬在了一起……

张峰和母亲彭梅魁在八宝山祭奠彭德怀

“我只是离外公更近了一点”

张峰说，回顾这些年来，他对外公彭德怀的认知经历了三个阶段。

张峰专访视频

1974年11月，彭德怀在北京逝世。这一年，13岁的张峰随父母从北京朝阳门南小街搬到了位于呼家楼的北京汽车制造厂职工宿舍区。

当时，知道张峰和彭德怀关系的人很多，街坊邻居和同学经常向张峰问起彭德怀的事情。当张峰回家问起父母的时候，他们拿出了一张特殊的、珍贵的照片。

照片拍摄于1963年，照片中，是3个可爱的孩子在无忧无虑地玩耍。在孩子的后面，站立着一个模糊的身影，这个模糊的身影就是彭德怀。

“这是我们姐弟和外公彭德怀的合影，中间的小男孩是我。”

张峰与外公彭德怀一张特殊的合影

张峰介绍，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彭德怀被强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得知会议精神后，彭德怀给党中央写了一封八万字的长信，史称“八万言翻案书”。

“这封信送出后，外公经常在院子里背手踱步，嘴里念叨着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清的话语，不时地向门外望去，渴望能有回信或有什么人能来和他说些什么，身心上的压力和负担可想而知。”

为了缓解彭德怀的压力，每到周日和节假日，父母都会带着张峰和他的两个姐姐去看望彭德怀。

“每次看到我们来，外公都特别高兴，挨着个地逗，挨着个地抱，最后还把我们搂在一起。”

张峰父母在旁边看着，心里非常高兴，想把这温馨的场景记录下来，就提议说：“伯伯，跟三个孩子合个影吧？”彭德怀高兴地答应着，可准备好相机，姐弟三人摆好拍照姿势时，彭德怀却皱起了皱眉头，一言不发地转身走进屋里。

“母亲喊：‘伯伯你赶紧过来照相呀！’但外公在房中隔着纱门说：‘孩子们的表情都很好，你快照吧！我现在名声不好，孩子们还小，要让他们健康成长，不要给他们的身心留下阴影。’听了这话，父母顿时双眼模糊，但父亲还是按下快门，留下了那一刻的宝贵瞬间。”

张峰还记得，13岁那年父亲向他介绍这张照片时，深情地说：“你们的妈妈很坚强，很小她父亲就被国民党杀害了，可年仅12岁的她依旧积极参加革命，一边背着2岁的弟弟砍柴做饭，一边还要照顾着精神恍惚的母亲，从没流过泪。但拍这张照片时，她却因为你们外公的一席话泫然欲泣，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她眼含泪水……。”

父亲的这一席话，张峰长大成人后才真正体会到背后的意义。

“当时还处于文革时期，父母只给自己讲外公怎么忠于党，怎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后，我才真正地知道外公彭德怀是个怎样的人。相对而言，我离他也更近了一些。”

“无形当中有了一种更重的责任感”。这是张峰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他心中，“彭德怀”三个字，意味着更多的责任。

过去，自外公平反后，母亲和小姨等长辈就积极投入到宣传彭德怀的各种活动中，讲述老一代人的故事，努力还原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一种传承，在无形地展开。犹如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总有人在接力向前，随着母亲和小姨的相继离世，张峰默默接过了这场马拉松的接力棒。

在彭德怀红军小学，张峰和学生们一起吃午餐

“其实我就是以彭德怀为切入点，通过学习党史军史和革命斗争史。在学习的过程中，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去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去传承他们的优良作风，实际上给我的压力是肩上有担子了，责任更重了。”

在这场马拉松中，他对外公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也不得不约束自己去学习更多的东西。这些年，作为彭德怀红军小学的名誉校长，张峰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讲好外公彭德怀的故事。

“但也只是离外公更近了一点。他的内心世界，我仍在不断挖掘、学习。”

撰文：周晓宇

视觉：宋琦

统筹：张喜斌

程序编辑：朱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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